二月下旬到三月中旬,上海出奇地安静。预期的王天禾的报复并没有出现。陈醒他们反而等来了另一个消息——
三月二十五日,傅作安把陈醒和楚云旗叫到了金神父路。
屋里烟雾缭绕,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。看了两人一眼,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,推到桌面上。
“重庆命令。汪伪三月三十日在南京‘还都’,王天禾将出任汪伪肃清委员会委员,兼‘和平救国军’副总指挥。这个职务,手上开始掌握伪军兵权了。”
楚云旗皱眉:“南京不是上海。军统南京站呢?”
傅作安弹了弹烟灰,脸色阴沉。“南京站?早在一九三七年南京沦陷时就叛变投敌了。这些年军统在南京的组织,规模一首很小,在日伪眼皮底下不敢有大动作。去年冬天刚派了邵明贤过去重建,到现在还没站稳脚跟。指望他们?王天禾还没死,他们先被一锅端了。”
“所以这次任务,只能从上海派人。中统张子华在南京还有几条残线,他己经答应配合。落脚点、通行证、撤退路线,他们安排。你们只负责动手。”
陈醒一首没有说话。他在想另一件事——王天禾若真知道他的身份,南京之行会不会是陷阱?但军令如山,他不能拒绝。
“几个人?”他问。
“你、楚云旗、黎武雄,再带两个行动队的弟兄。”傅作安弹了弹烟灰,“五个人。人多了反而扎眼。枪到南京之后由中统提供,不能从上海带。你们到了南京后,有人举着周先生的牌子,那就是接头人。”
楚云旗点了点头。陈醒也点了点头。
三月二十六日,他们分两批从上海出发。
陈醒和楚云旗扮作做生意的商人,坐火车去南京。黎武雄带另外两个弟兄走另一条线,约好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汇合。
火车上人不多,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和廉价香皂的气味。陈醒靠在窗边,看着窗外的田野往后退。麦子己经返青,绿油油的一片,偶尔有农民在田里弯腰干活。远处村庄的屋顶上飘着炊烟,一切都安静得像没有战争。
楚云旗坐在对面,低头看一份报纸。报纸是昨天的,头版登着日本占领军的什么通告,他看了几眼就翻过去了。
“师弟,”他忽然开口,声音很低,“你说中统那边,靠得住吗?”
陈醒摇了摇头。“靠不住。但傅区长说得对,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”
楚云旗沉默了一会儿,看着窗外。“南京我们熟,闭着眼都能走。但中统那些人靠不靠得住,才是问题。万一他们出了纰漏,咱们几个就是瓮中之鳖。”
陈醒没有接话。楚云旗说得对,但他不能因为这些顾虑就不去。军令就是军令。
车到南京下关火车站,己经是傍晚了。站台上人来人往,有穿军装的日本兵,有穿长衫的中国商人,有拎着行李箱的妇人,有卖香烟的小贩。陈醒走在前面,楚云旗跟在他身后,两人隔了几步远,像不认识。
出站口,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迎上来,手里举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周先生”。陈醒看了一眼,走过去。
“周先生?”
“是我。”那人压低声音,“跟我来。”
他带着陈醒和楚云旗穿过几条街,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。
车子发动,在南京的街道上七拐八绕,最后在夫子庙附近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停下来。巷子很窄,两边的墙很高,墙根长着青苔。路灯隔得很远,昏黄的光照不到巷子深处。
“到了。”中年男人下车,推开一扇木门。
里面是一个小院子,不大,青砖铺地,种着一棵石榴树,还没发芽。正屋三间,左右各一间厢房。院子里有一股霉味,像是很久没人住过。黎武雄己经在了,正坐在堂屋里喝水。
“组长。”他站起来,“我们到了两个小时了。”
陈醒点了点头。他转身看那个中年男人,问:“你叫什么?”
“姓赵,叫赵志恒。张站长让我听你们的。”赵志恒从怀里掏出一把钥匙,放在桌上,“这是通行证。中统在南京的人本来就少,南京沦陷后散的散、跑的跑,就剩我们几个。张站长以前在局本部时帮过我,他开口,我不能不帮。后天典礼那天,凭这个可以进到外圈。内圈进不去,日本宪兵把守,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核对照片。”
陈醒拿起通行证看了看,上面贴着自己的照片,名字写的是“黄文”。他把通行证放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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